南都讯 记者朱蓉婷 金庸小说在读者间的魅力经久不衰孟武，金庸作品也成为不少学者研究、分析的对象，这类研究被人称为“金学”。最近，学者胡文辉的评论集《拜金集》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，这是一本显得相当另类的“金学”著作：其中每篇文章都或多或少与金庸的小说有关，但很多篇目又显得天马行空，淋漓挥洒，不囿于“金学”的范围。在回答南都记者的提问时，胡文辉提出："金学"好就好在不正规……如果有朝一日"金庸研究"正规化孟武了，也许反而会很无趣”。
《拜金集》的有趣，从其中数篇文章的题目可见一斑：《“东方不败”的谱系》、《国产007考》、《作为历史失踪者的韦小宝》、《从尼克松到东方不败—一种奢侈食俗的追溯》……不过，书中也有一些真正的史论文章，如《钓鱼城的尴尬》、《作为政治隐喻的施琅》，能够体现作者的深刻史识。而其与金庸小说的勾连，则展现了一种大开大合、能入能出的不凡笔力。
胡文辉的学术研究广受赞誉，其中《陈寅恪诗笺释》一书可以说体现了他的“朴学”功力，而《拜金集》则将学术论文与随笔二者有机融合起来，相当于他的《洛城论学集》与他的《书边恩仇录》编到一起去了。
至于书名中的“拜金”一词，绝不意味着对金庸不加别择地崇拜。胡文辉在该书后记中写道：“我的"拜金"，是就大体来说的，是就其作品来说的，而于其人其事，并非无所异议……我想，对于金庸其人，宜取"忠诚的反对派"的态度。”
近日，就《拜金集》的写作、编排，胡文辉回答了南都记者的提问。
访谈
南都：《拜金集》与一般的“金学”著作不同，是从学人的角度出发，对金庸创作的武侠小说中的主题、内容加以探究、深化、衍生、发挥，有时候甚至是将金庸小说作为一种解释的方法、一种修辞的譬喻来用。那么，在你看来，金庸的武侠小说跟你的学术研究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？对你的研究路数是否发生过影响？
胡文辉：都说有“有一千个读者，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”，我想也可以说，有一千个读者，就有一千种读金庸的方法。有内涵的作品，可以有不同的解读方式。鲁迅评红学曾有几句名言：“经学家看见《易》，道学家看见淫，才子看见缠绵，革命家看见排满，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……”他本来是批评的，但未尝不可以理解为，《红楼梦》可以有不同的解读方式。莎士比亚的作品已经谈得那么多了，但依然不断有新意的著作，比如从法律角度，从政治哲学角度，从地理角度，甚至从莎士比亚时代的文物的角度，往往确有新意。
当然，从学术的立场，作不同解读是可以的，但自己要有尺度，应知道哪些是金庸的本意，哪些是自己借题发挥。像过去萨孟武那样读《水浒传》，把小说当作社会史料，就很可取，因为《水浒传》确实表现了很多社会史方面的情形。但像“索隐派”那样，非得坐实《红楼梦》是反满的影身，就不可取了。至于像六神磊磊那样谈金庸，倒没有问题，因为他本来就没有将自己的理解当作金庸的本意，读者知道他是借题发挥。
我读金庸，至少在读的时候，只是单纯的读，没有把它作为研究对象。后来的写作只是偶然的触发，一点悟解，甚至经常只是借题发挥。据说金岳霖曾经搞过一个讲座，题目是“小说与哲学”，但他的结论却是，小说跟哲学没有关系。对于金庸小说跟我的学术研究有什么关系的这个问题，我的回答也是，没有关系。
南都：金庸小说的读者面很广，普罗大众可以欣赏，学院派的学者也可以找到他们乐于切入的角度。你作为一个学者，认为金庸的哪部或哪些作品最值得学术界的关注？为什么？
胡文辉：记得倪匡认为金庸小说的前三名是：《鹿鼎记》《天龙八部》《笑傲江湖》。这个排名，我完全同意。当然，这个跟从学术角度是否最值得关注不是一回事。不过，我觉得一般说来，他后期的作品体现出来的内涵更深，而这个前三名的作品也都是后期作品。《鹿鼎记》《天龙八部》突出的是历史上的国家民族问题的复杂性，《笑傲江湖》突出的是政治集团冲突的复杂性。而他前期的作品就相对“主旋律”一点。
南都：金庸塑造的人物形象众多，其中有很多可以说是深入人心的，《拜金集》中对韦小宝下的笔墨似乎尤其多，这是为什么？
胡文辉：这些文章，可以说并不以金庸小说为本位，写什么人物或情节，取决于我有没有自己的想法，有没有新意。所以实际只涉及金庸小说中的少数，也只涉及金庸人物中的少数。具体来说，我讨论到《鹿鼎记》最多，讨论到韦小宝最多，既跟这部小说最可读有关，也跟这部小说内涵的丰富性有关。
南都：金庸的武侠小说很多，从早期到后期，写作的主题、风格也发生过一些变化，你曾从“爱国主义”的角度对此加以剖析。那么，根据您的体会，金庸作品的变化，还可以从哪个或哪些角度加以考察？
胡文辉：后期作品对历史的理解更丰富，对人性的理解也更复杂了。也许从他个人的阅历和经验来观察是一个视角，“金学”目前在这方面似乎还做得不充分。不过这也是条件所限。比如《拜金集》里关于“由爱故生忧，由爱故生怖”那篇，我有点怀疑金庸一再引用这几句佛偈，是不是跟他的阅历有关，但我对他当时的事迹还缺乏足够的了解，就没法深入讨论了。
我觉得相对于金庸的盛名来说，对他的事迹的了解其实相当有限，有不少空白，很应该有一部《金庸年谱长编》。严晓星做过一个《金庸年谱简编》，但要做出一个“长编”，目前非有金老先生和他的后人支持不可。这对于金庸小说自然是重要的，对于新闻史、政治史还有香港史也是重要的。
南都：《拜金集》中有许多内容，严格说来，溢出了“金庸研究”的范畴，只跟金庸作品有相当微弱的联系，比如谈奢侈食俗的文章以及《〈十八摸〉钩沉》等篇。你认为这类文章会对读者对金庸作品的理解起到什么样的作用？或者，在这之外，有更大的作用？
胡文辉：这些文章本来就谈不上正规的“金庸研究”，参差不齐。不过另一方面，目前整个“金学”的作风也是如此，往往都不正规。我以为“金学”好就好在不正规，能容纳形形色色“写在金庸边上”的东西，这样才有生气。如果有朝一日“金庸研究”正规化了，也许反而会很无趣。
至于“作用”，这些文章当然谈不上有什么“作用”。在“金迷”来说，因为金庸重要，跟金庸有关的事情就是重要的，就成了问题；但对于对金庸不感兴趣的人来说，可能会觉得，那些问题根本很无聊。比如《〈十八摸〉钩沉》《十八摸知见录》那两篇，可以让人知道这首“名曲”的源流和背景，但即使不知道这些，也并不影响对《鹿鼎记》的理解，我写这两篇，不如说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考据癖。
南都：你对金庸小说题材的来源、挪用、变形，似乎格外留意，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？
胡文辉：对于研究金庸，我没有研究方法的自觉。只是客观上，金庸对古今中外故事和文学的汲取是很广泛的，有时刚好发现了一些可比较和追溯的材料，就会写出来。过去我曾比较注意民间故事类型问题，或者也有一点潜在影响。不过我的探讨很零碎，在这方面，刘国重最用力，我在后记里只提到他的《破译金庸密码》，他近期还有一本《金庸师承考》，也值得留意。
顺便说一下，金庸对前人的“继承”，或者说“借桥”，甚至说“抄袭”，在文学史乃至艺术史都是很常见的现象，在影视史上更是常见。我以为，在“抄袭”问题上，在文学艺术领域宜从宽，在学术领域宜从严。在学术领域，材料，尤其是见解，是核心性的，挪用即盗窃；但在文学艺术领域性质有不同，人物或情节相似只是初级的东西，差别在于具体的技巧，整体的配合。比如一幅画，好不好在于技艺和风格，如果模仿一点前人的构图，有多大问题呢？
南都：《拜金集》后记对“金学”学者如新垣平、刘国重、六神磊磊的著作有所点评。那么你能否也分别评价一下王怜花《江湖外史》、王怡《不服从的江湖》、严晓星《金庸识小录》？你觉得《拜金集》与上述这些著作的区别在哪里？
胡文辉：这个，我在书里《〈金庸识小录〉序》里已经说到过：“在金庸的江湖世界里，王怜花看到的是激扬文字的青春，王怡看到的是政治和法律，而严晓星看到的是历史和文化的碎片。”
区别的话，首先是他们对金庸小说都比我熟悉得多，讨论的话题又比我广泛得多。应该说，这些“金学”作者之间，包括我，都各不相同，所有人对金庸都有不同的“打开方式”。相对来说，我更关注金庸小说里的历史意味、历史观念。
南都：你在后记中说，“对于金庸其人，宜取"忠诚的反对派"的态度”。你能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吗？
胡文辉：这个概念用到金庸身上，意思就是，首先得肯定他，才谈得上批评他。香港有位潘国森出过一本书叫《修理金庸》，专门讨论金庸小说里的疏漏，虽也有无关大雅的地方，但总的来说是可取的，是“金学”所需要的，这就是“忠诚的反对派”。至于像王朔那样，批他的小说，还有董健批他的学问，对于金庸就是很不“忠诚”的态度了。当然，从另一个角度说，要是完全没有人骂金庸，没有“大骂”，那也不正常。莎士比亚、托尔斯泰，都有人骂。
作者：朱蓉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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